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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组图】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峰:宋代何以文盛武衰

时间:2017-03-15 18:37:48来源:澎湃新闻

原标题: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峰:宋代何以文盛武衰

  【编者按】宋代经济文教及科技的发展达到空前昌盛的局面,这是海内外学界所公认的。但宋朝在边防上却长期被动挨打,先后两次亡于边患,终以“积弱”著称于史。在宋史研究学者、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峰教授看来,这种“文盛武衰”的时代特征及其引发的悖论,无疑是史学研究者需要解释的重大的问题。澎湃新闻实习生张弛、王旭,就宋代军政特点、治国思路等问题专访了陈峰教授,以下为访谈实录。

陈峰教授
陈峰教授

  澎湃新闻:您是怎样走上宋代军政史研究道路的?对于您来说,和两宋其他研究领域相比,这一领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?

  陈峰:1984年,我师从史学家漆侠先生学习宋史,最初以宋代漕运为研究对象。毕业到西北大学工作后,有十多年时间仍重点探究漕运专题,并由宋代延伸到前后时期,发表过一些论著。大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,我开始从经济史转向军政史领域,这还是源于自己的兴趣。

  我想,大概所有男人自小都有喜枪弄棒的爱好,对军旅一类的事情充满好奇心。记得在“文革”后期,正上中学的我读到古代的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说岳全传》,以及现代学者林汉达先生写的《春秋故事》等书,很为历史上英雄豪杰的事迹着迷,也想了解更多的战争内容。所以,当我大致忙完了手头的漕运问题后,便自然有圆少年时代之梦的冲动。最近,我在读老友李伯重长兄馈赠的《火枪与账簿——早起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与东亚世界》,在序言中发现这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也有类似的心迹表露。

  当然,在教学与学术交流中,有一个悖论常常困扰着我,就是海内外学界公认的,宋代经济文教及科技的发展达到空前昌盛的局面,如前辈史学家陈寅恪所评说: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但宋朝在边防上却长期被动挨打,先后两次亡于边患,终以“积弱”著称于史。这种“文盛武衰”的时代特征及其引发的悖论,无疑是史学研究者需要解释的重大的问题。其实,这正是宋代军政史领域具有的独特魅力。应当说,我转向这方面研究也有试图寻找答案的动机。

  宋代军政史是一个笼统的概念,既包括当时军事范畴内的各种问题,也包含军事与政治及社会的互动关系方面。我认为该领域研究主要有三项意义:其一,尽可能厘清宋代军事力量的状况、效能及其弊端,包括军事战略思想、决策指挥体系、军队结构、作战方式乃至于军礼等演变,从而为加深认识宋朝边防失利的根源提供依据;其二,相较于对宋朝文臣士大夫的关注,武将及其相关问题则显得要寂寞许多,对两宋的武将群体进行系统考察,可以比较他们在中国历史上角色、地位及作用的变化轨迹,并透视由此带来的影响;其三,在进而探究宋代军事与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基础上,可以透析“崇文抑武”方略导向与社会风尚背后的复杂动因,从而进一步揭示宋朝时代特征形成的根源。

  以往学界对宋代军政问题已有许多的研究,或专门的论著,或其他著述所涉及,如张荫麟、邓广铭、聂崇岐、漆侠、王曾瑜和海外前辈学者的论述,还有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论著。但全面与多角度的论述似乎还不够,故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宋代军政史很有必要。

  澎湃新闻:在您的论著中多次提到,宋代的治国思路是实用主义、现实主义的。那么,您认为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有哪些?

  陈峰:与以往的秦汉隋唐等王朝相比,宋朝的治国思路的确有实用主义或现实主义的特点。我个人认为,其原因主要有四方面,并且是逐渐递进交织而形成的。首先,根源可以追溯到宋朝开国初期。用清初思想家王船山的话说:赵匡胤既非贵族世家出身,也不是胆魄超群的乱世奸雄,登基前无赫赫之功,所以不仅无法与汉唐开国帝王相比,也不能与曹操、刘裕之流比拟。因此,宋太祖建国后便满怀畏惧之心。(王夫之《宋论》卷一《太祖》)也就是说,宋太祖缺乏宏大的气魄,凡事都谨慎行事,求稳惧乱,通常立足现实考虑问题,他的宰辅大臣在施政上也自然与之适应。最典型的例证如:当年收兵权就是通过委婉赎买的方式完成,而不像以往朝代那些帝王通常采取杀戮的手段直接剥夺。对统一各地的部署,也是采取稳妥的先易后难的“先南后北”战略,甚至对辽朝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地区,也曾优先考虑过经济赎买的方式。宋太祖的实用主义治国思路,开创了宋朝治国的重要特点与倾向。

  其次,随着宋太祖朝收兵权与抑制武将集团方针的推进,特别是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失败后重心转向内部,确立了“崇文抑武”的治国方略,于是统治集团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,即军功集团迅速在政治上消解,科举出身官僚日渐成为政坛的主体力量,而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当政者的施政思维与方式。也就是说,伴随军事贵族的消亡,通过军功上升的通道受阻,社会精英遂集中到读书科考之路,相较于以往秦汉、隋唐军功贵族对大一统帝国的追求,宋朝科举文臣设定的目标更为实际,也更加理性,通常抵触过于冒险的举动,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实用主义的盛行。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看,宋代的英雄主义意识逐渐淡化,而现实主义观念显著增强。

  再次,宋代又是商品经济空前活跃的时代,在国家财政收入中,货币的比重日益加大,其中商税和专卖的收入逐渐超过农业收入。这种变化对宋朝统治者的决策思维,无形中产生了影响,即计算成本的意识增强,迫使他们更为关注现实利益,从而助长了实用主义政治的流行。如:宋太祖朝就解除了开封城的宵禁管制制度,加上坊市限制的瓦解,城市经济生活的能量得以巨大释放,官方则无疑从中获利匪浅。另外,宋朝对民众人身的直接控制逐渐放松,也就是通过税收的手段来取代。再如:宋朝惯用议和方式化解边防危机,便与市场交易意识的渗透存在关联。像北宋中叶名臣富弼指出:“澶渊之盟”不算失策,因为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比之交战的军费开支,不及百分之一二。甚至于应付下层造反时,宋廷也考虑招安,同样具有降低成本的用意。

  最后,一方面随着宋朝政治呈现宽松的氛围,另一方面随着教育与知识水平的显著提高,都使宋代社会意识更为开放,以至于长期遭受抑制的人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释放。遥想当年,两宋城镇中贴近百姓生活的市民文化流行,传统的士大夫不仅出入佛、道,也不同程度受到市井气息的熏染,甚至宋朝的很多皇帝亦不能免俗。这种前所未有的浓郁的世俗化、商业化氛围,对神圣而僵硬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及腐蚀,当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统治集团,为现实主义、实用主义治国思路的出台,提供了观念意识上的动因。

  澎湃新闻:宋代长期存在着“以文驭武”、文臣统兵的现象。文臣主兵是否能给文臣带来在疆场上历练的机会,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武殊途的弊病呢?

  陈峰:在宋朝“以文驭武”规则下,文臣通过统兵和指挥作战,的确有在疆场上历练的机会,宋代历史上也出现过几位颇有贡献的儒将,如北宋的张亢、王韶,南宋的辛弃疾、余玠等人即是如此。若要说因此可一定程度上弥补文武殊途弊病的话,只能算勉强有之。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,以前官员在职责上有文武分工,但在身份上却并无明显隔阂,也谈不上彼此的绝对尊卑,如“出将入相”的现象在秦汉至隋唐时期相当普遍。而在“崇文抑武”治国理念导向下,宋朝的制度设计则终止了以往的传统,使文臣与武将在身份上产生巨大的鸿沟,彰显出的标识是文尊武卑,文官自然不愿踏入行伍之列,武臣更难以转为文官,“出将入相”当然不再重现,从而严重削弱了武将的地位与吸引力。

  在宋代很长时期里,文臣只要资历够了,即使完全懵懂军旅,仅善于纸上谈兵,也可主管军事,上可以出任军事决策的枢密院首脑,下可以就任战区的统兵指挥官,武将则只能成为副手或部属。同时,文臣出任将帅后,通常不放弃文官的身份,像范仲淹在主持鄜延路御夏战争期间,便与另外几位同样背景的将帅坚决抵制了改换武官的诏命。于是,宋朝大多数文臣纵然投身军旅,其实并未置身沙场交战之中,既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名将,事实上也不愿成为将军。因而,宋朝文臣主兵,更多暴露出的是短板,这就很难弥补文武殊途的弊端。两宋边防长期限于困境,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。

  澎湃新闻:宋代的治国理念有哪些成功之处值得我们今天效法,哪些失败的地方必须引以为戒?

  陈峰:从后世批判总结的角度来看,宋朝治国理念中正反两方面的内容都值得关注,其中可为今天借鉴的正面内容主要有三点:其一,在施政中重视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,减少统治者随心所欲的干扰,这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;其二,倡导开明宽松的朝政环境,避免了偏激暴政的结果,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冲突,也使两宋统治维持三百多年;其三,始终高度重视文教建设,为此持续投入和弘扬,使得宋代文教科技取得非凡业绩,世人所熟悉的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四大发明,有三项即在宋代,此非偶然。

  宋代治国引以为戒的反面内容也主要有三点:其一,过于“崇文抑武”与重内轻外,因此为了追求内部稳定及文治成就,过度抑制武力因素的作用,由此导致边防长期被动失利;其二,在统治中过于重视调和矛盾,倚重怀柔手段,既不利于军事建设,同样导致官场积弊丛生,当政集团的进取改革精神相对淡漠;其三,各种制度、规矩设置过滥,繁文缛节盛行,造成人浮于事、效率低下的积弊。总之,凡事需要把握尺度,不可过犹不及。宋朝留给后世的最大的教训,就是要保持文治与武功之间的平衡,所谓“忘战必危”;但也不可片面汲取这一教训而走向反面,因为有对应的教训是“好战必亡”。
陈峰等著《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》

  陈峰等著《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》

  澎湃新闻:2015年,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您主持编写的《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》。这本书是在您的主持下,由几位老师共同编写的,属于集体创作。您认为和个人论著相比,这种集体创作有什么不同?作为主编,您是如何统筹全局,保持全书整体观点、思路顺畅一致的?

  陈峰:这本书是我主持的一个教育部项目的产物,课题组成员包括校内外四位教师,主要从事宋史及隋唐史研究,其中两位是我以前的学生。正如你所说,集体创作与个人写作明显不同,因为多位作者各有特点,除了论证方式、行文风格上的差异外,更重要的是对主题的理解不尽相同,这就不免产生各自内容衔接不畅的问题。好在这本书前后延宕了五年多,使我们有较充足的时间思考。我多次召集大家讨论,各人不仅要谈自己承担内容的情况,还要围绕主题、线索、关节与别人的部分发表见解,我则一面集中大家的思路,一面汲取有益的见识,还要时常督促进展。在各自交出初稿后,我先后逐字逐句审阅了三遍,分别提出修改的具体意见,个别的部分又不止于此,最终大致保持了整体观点与思路的统一。老实说,集体合作写书是件很麻烦的事,要想做到全书完全一致是不容易的,只要各自章节大体能保持一致即可,关键是思想见解不能与主题冲突或背离。
陈峰著《生逢宋代——北宋士林将坛说》

  陈峰著《生逢宋代——北宋士林将坛说》

  澎湃新闻:除了学术著作之外,您还创作了如《生逢宋代——北宋士林将坛说》这样的通俗读物,既具备可读性,同时又深具学术水准。不知您如何看待历史普及读物的创作?怎样处理学术研究与通俗读物之间的关系?

  陈峰:《生逢宋代——北宋士林将坛说》,是我应邀在《美文》发表的系列历史散文的结集,外加未发表的两篇。最初,完全是出于兴趣一气呵成几篇,后来就感到有了压力,因为每月都要交稿,常常在几乎最后关头才能完稿,以至于竟将许多重要的事情推迟。令我欣慰的是,这本小书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关注,三联书店已在2016年再版发行,香港中和出版公司又在海外发行繁体字版。我在本书初版后记中提到,现在的许多研究著作刻板生硬,日渐远离社会大众,几乎成为“象牙宝塔”中的僵硬标本,而各阶层对历史读物的需求却与日俱增。但遗憾的是,专业学者因为各种原因很少主动从事这方面的写作,倒是许多缺乏历史专业素养的写手推出大量作品,甚至随意点评“历史是什么玩意儿”?当历史被戏说之后,不仅造成大量的史实错讹,还产生了不少的错误史观。这种需求与供给之间矛盾的存在,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拷问。

  多年来,我在研究之余,一直抱有写作散文的爱好,颇想继承我国古已有之的历史叙述传统,写作可读性强的历史读物,以满足大众的需要。其实,我也从中获得了乐趣,因为可以挖掘一般论文著作不能表达的内容,甚或揣摩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细节。不过,既然是专业出身,就要严格遵循史实源于史料的原则,所有涉及的人与事都取材于文献记载,可以说正史、野史、典志、文集以及笔记小说都用到了。同时,要充分汲取已有的研究成果,以确保写作的高水准,避免落入俗套。如其中所写的郭进、张亢及吕夷简等几位人物,就直接依托了我以前写过的研究论文,所以能更为深刻地诠释其人其事。另外,需要突破僵化的“学术”格式套路,应特别注意趣味性、可读性,借助灵动的文笔,将宏大的叙事与细微的活动融为一体,而又引人入胜,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  我以为学术研究与普及读物之间应保持紧密的关系,高深的研究成果应该转化为大众接受的普及知识,普及读物则能引导更多人对学术研究产生兴趣。在现今学界中,重研究论著、轻普及读物的见识仍根深蒂固。但根据我的经验,写作好的普及读物,所耗费的精力要高于常规的学术论著,因为在篇章构思、语言文笔以及趣味性上都有很高的要求。或许,这也是很多学者不愿投笔的原因。以后,我还会在历史散文随笔上着力,希望能继续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与批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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